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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1G到5G,35年的科创辛酸与追赶

类别:行业新闻   发布时间:2019-10-08 09:02   浏览:

2019年8月9日,华为“鸿蒙”揭开面纱,成为世界焦点。华为消费者业务CEO余承东一身休闲打扮站在镁光灯下,一如既往地意气风发:

如果安卓不能用,鸿蒙随时可用。

这是华为在全球科技舞台上的新高度,也是中国科技产业的新高度。从芯片到操作系统,从1G到5G,在这条路上跌跌撞撞几十年的中国科创,终于走到了任正非所说的“山顶”前。

蛰伏:暗度陈仓

1984年,瑞典爱立信公司向新中国派遣了第一位淘金者:毕尔克(Per-Olof Björk)。

在与南京邮电部门的接触中,等待12个小时才与公司通上国际长途这件事,让毕尔克坚定地认为,这个世界上人口总量最多的国家,其通信市场将是一块无比巨大的蛋糕。

当年12月,没能拿到南京订单的毕尔克赶赴北京,和电信管理局的官员举行会晤。从车水马龙的二里沟谈判大楼走出来后,他面带微笑。此后,爱立信与秦皇岛签订合同,并向秦皇岛输出了一套移动通信设备系统;

这也是新中国第一套投入使用的移动通信设备系统。

当时,秦皇岛被列为中国首批沿海开放城市,但其落后的通信技术制约了改革开放进程。为解决这一问题,秦皇岛在上级领导指示下,向6个国外公司发出了“询价书”与“技术规范书”。但在给出报价的4家公司中,只有爱立信勉强同意,可以向中国输出技术与设备。

从1G到5G,35年的科创辛酸与追赶

▲《瓦森纳协定》的前身——“巴黎统筹委员会”

其他公司拒绝中国是因为一个非官方机构:巴黎统筹委员会。

这个在当时两极格局下咬牙与苏联争斗的秘密组织,禁止发达工业国向社会主义国家输送先进高科技。这让包括爱立信在内的许多西方企业,都不敢明目张胆向中国售卖设备和新技术,也让秦皇岛这次中外谈判一度陷入僵局。

最终,双方各自让步,四轮谈判后,达成了一个“减少数字端数量与新技术缓期供货”的共识:爱立信只出售落后的“蜂窝450兆的移动通信系统”给中国。

这与中国制定的标准“900兆”相差甚远,秦皇岛也只能无奈接受。

但爱立信在执行合同时,却给了秦皇岛梦寐以求的达标系统。

在媒体日后的报道中,此事仅一笔带过。《世界电信》简单概况:“中方以理说服,爱立信立足长远,450兆的设备换成了900兆。”

1987年5月,历史性时刻来临,秦皇岛除了打渔船和北戴河外再添亮点——中国第一个移动电话通信系统在此开启。

随之而来的,还有100部3公斤沉的手机,售价高达27000元。

27000元在当时抵得上一套秦皇岛的房产,虽然因此购买者寥寥无几,但步入新时代的普通中国人,开始感受到高科技的昂贵。

1990年中国首次举办亚运会,秦皇岛承接了水上项目:帆船、帆板比赛。能在一片汪洋中无死角传递各种信息、实时反应海上赛事情况的移动通信设备,派上了大用场。

因表现优异,秦皇岛的通信工作被亚运组委会颁发了一等奖。

1G时代的科技开始加速改变中国人的生活,但在整个1G时代,这种改变都是被外国公司推着走的。通信科技,多半也只是外国公司的专有名词。

九十年代后,中国移动通信需求激增,但咽喉被“七国八制”紧扼:美国朗讯、法国阿尔卡特、加拿大北电、德国西门子、瑞典爱立信、比利时BTM、日本的富士通和NEC。

中国本土先后成立的巨龙通信、大唐电信、中兴、华为等,当时只能望洋兴叹,或卧薪尝胆,或自暴自弃。

1999年,任正非带领华为员工来到珠海凭吊“中国第一高楼”巨人大厦,这栋烂尾楼曾代表着中国最好的科技企业。但它彼时已然落幕,史玉柱正研究着用脑白金东山再起。

也是在那一年,华为成功跨过百亿大关,并决定从固网战略转移到GSM移动通讯领域。一位前往华为餐馆的副市长在欢迎宴上问任正非:政府要做些什么才能促进企业的发展?任正非回答:

什么也不要干,政府只要把道路修好、把城市绿化好,就是对企业最大的帮助。

还是在这段岁月,年轻一代的创业者、冒险家也纷纷上场了,而且,他们不再是挖矿、盖楼,也不再是开店,办厂。他们的名字叫马云、马化腾、李彦宏、张朝阳……

互联网,这个被认为下一轮工业革命的时代巨浪里开始有了中国人的身影。已经落后百年,甚至消逝在全球经济产业浪潮的中国,正步履蹒跚地重回世界舞台。

失陷:口蜜腹剑

2001年9月11日,纽约世贸中心大楼遭恐袭坍塌的照片瞬间传遍全球。其快速传播依赖于移动通信技术在全球的高速发展。彼时的中国正开始从1G向2G过渡,而邻国日韩已经开始颁发3G牌照。

落后就有机遇,甚至落后就是机会。

美国华人朱宝麒就是看好机会的人之一。在美国融资创业的计划落空后,他第一时间想到太平洋彼岸的中国。“911”事件发生几周后,当看到首都国际机场仅有的两条跑道和两个候机楼,他便在北京的夜空中暗自庆幸:

没有来晚。

朱宝麒决定在中国大干一场,赢在由互联网和移动通信共同推动并必将有所成就的大科技时代。而且,他还掌握了核心:微硬盘。

这种由IBM开发的新数据存储设备,体积小、容量大,能广泛应用在数码相机、MP3、手机等电子设备上,在当时被视为行业的未来。

但朱宝麒运气不佳。互联网泡沫破灭,创业投资氛围整体低迷,他在北京等地寻找投资相继受挫,直到经人介绍,认识了正在北京开会的贵州省大领导,并用“10年内在贵州实现1000亿美元高科技产值”的豪言打动了对方。

1000亿美元等于再造一个广州市,贵州决定赌一把:组建合资公司。朱宝麒负责组建团队在贵阳建厂并以技术入股,政府协调贵州本地企业出资。

贵州很快迎来一个春天,而且看上去很美——

建厂八个月就实现量产,赶在东芝、希捷之前,创造了全球第二家1英寸微硬盘厂商的成就,并且放出豪言:在明年,开枪为希捷送行。

从1G到5G,35年的科创辛酸与追赶

2004年冬天,就在朱宝麒谋划为世界硬盘巨头希捷送行时,松下、日立、索尼等十余家日企密会于大雪突降的北京,专门为中方高层科普了一次“专利立国”。

几周后,日立硬盘便以专利侵权为由,状告贵州微硬盘,用实际行动为中国上了“生动一课”。这也是外企的惯用战术:

先让你去投入,再扼杀你于摇篮中。

这一官司,直接推动中国在2005年首次提出要“建立重大经济活动知识产权特别审查机制”。而这背后最大的意义在于,让更多的中国企业看到了:

在弱肉强食的世界商业法则下,不掌握核心就会永远被动挨打。

2006年,三星发布了全球首款8GB微硬盘手机。但在美国加州,北部地方法院却宣判了贵州微硬盘项目死刑,中国唯一微硬盘项目解体。

7月2日晚,贵阳城郊的微硬盘厂永远关上了大门,相关人员全部遣散,外籍员工最后一批撤离,夏日的凉风缓缓吹过,大巴驶向城内,一路沉寂。

连核心员工都得靠外籍,这是贵州微硬盘的另一个短板。它的背后,则是中国在科技人才上的梯队失陷。

其实,美国防止中国在高科技突围的案例,早在贵州微硬盘倒下之前就已频频发生,甚至越演越烈:

1999年,在美国洛斯·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工作的华裔核物理学家李文和,被美方扣上“中国间谍”的帽子。理由是,他帮助中国盗窃了美国最先进的核技术。此事在被澄清是虚无之后,李文和写了本书——《我的国家控告我》。

2001年,三名华人被美国逮捕,原因是他们想在中国设立一家高科技企业,在美媒的舆论中,这个案件还牵扯到了大唐电信。

当时,大唐电信被认为是代表中国突围通信产业的典范,它是中国第一个能提供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CDMA移动通信商用设备的电信设备供应公司,先后打破了外国企业对中国SIM卡的垄断。

2002年,年销售将近200亿美元的思科,制定出一个特别的专案计划并且成立专案组,集中力量办一件大事:以“知识产权”为抓手,全面围剿当时年销售额才200亿人民币的华为。

……

封杀、围剿中,有的人倒下了,如贵州微硬盘;有的人,却向更高的山峰攀登,并且越站越高,比如华为。

在被思科特别看得起的2002年,华为开始介入CDMA网络的研发,并由此起步,坚定不移向网络科技挺进,2G不够好,继续干3G,3G还不够,就干4G……

集中力量,对准城墙口发起了冲峰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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